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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少安:劉易斯拐點、生育政策與中國產業升級
發布時間:2015年09月15日 00:00   作者:admin   點擊:[]

劉易斯拐點、生育政策與中國產業升級黃少安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劉易斯拐點”被高頻率地提起,主要是與現階段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和產業結構問題密切相關。

一、中國是否必然出現嚴格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

威廉.阿瑟.劉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作為研究發展中國家貧困原因和經濟發展道路的杰出經濟學家,其理論主要成就于20世紀50-70年代,那個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是其理論的主要的經驗事實基礎。他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描述現代工業部門不斷向傳統農業部門擴張、直至傳統農業部門消失的過程,也就是傳統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不斷被工業部門吸收的過程。剩余勞動力被吸收完以后,就出現了勞動力供給的所謂“劉易斯拐點”。我們對“劉易斯拐點”有一個重要的誤解----把它理解為由“勞動力過剩”轉向“勞動力短缺”的過渡點。其實關鍵是:市場均衡工資的形成點。在此以前,工業部門給予來自于傳統農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只是維持他們基本生計的水平,實際上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工資V。工資能夠被壓低,當然與與勞動供給多有關,這也正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低成本優勢之一。

現在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經濟發展的國內國際條件已經與劉易斯年代大不相同了,何況不同發展中國家也有不同國情,例如,并不都存在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具體到中國,以下幾個因素很可能決定了中國不一定出現嚴格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至少現在沒有出現:第一,中國有著巨大的人口和勞動力總量。認為有著9億以上勞動人口的國家出現勞動力短缺,基本可以認定是一個荒唐的判斷,是一個偽命題。如果與“劉易斯拐點”聯系起來,是對“劉易斯拐點”的誤解。難道勞動者有權獲得市場均衡工資了就是勞動力短缺了?!中國現階段的事實仍然是大量勞動者體制性地隱性失業,既有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大量社會精英人浮于事,也有各類事業單位的后勤等部門一般素質勞動者大量在“磨洋工”,還有社會各領域人為造出的許多崗位。這些隱性失業扭曲了勞動力供求關系,造成虛假短缺;第二,中國特殊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決定了中國的發展過程不完全是劉易斯意義上的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過渡的過程;第三,中國與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與劉易斯時代不同的國際環境,有著比劉易斯的開放經濟模型所描述的更加國際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國際經濟關系。

二、不能留戀人口紅利,不可能通過放松生育管制解決老齡化和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問題

首先需要界定清楚:勞動力短缺和人口紅利消失,是兩個有聯系卻不等同的概念和經濟社會現象。人口紅利消失,其經濟意義在于工資成本優勢消失,其社會學意義在于勞動人口相對于老齡人口和幼兒人口的比例下降,勞動人口的撫養比上升,既是經濟現象,也是社會學或人口學現象。一旦形成,基本上就是絕對的和短期內難以改變的。其原因在于前期的人口結構不合理,具體到中國,在于上個世紀60年代人口政策的失誤所產生的嬰兒潮。而勞動力短缺只是一個經濟現象和經濟學現象,是相對的,相對于經濟結構(主要是產業結構)和經濟總量的。中國現階段面臨的不是總量意義上的勞動力短缺問題,而是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消失。即使有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也必須從產業結構角度去找原因。更何況一定的結構性短缺和結構性剩余是經濟發展的常態。

現在社會普遍的、很高的呼聲是放松生育管制,鼓勵生育孩子能否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暫且假定真有勞動力短缺問題)?

放松生育管制導致嬰兒的增加。他們成為低端勞動力,起碼要18年左右以后,成為高端勞動力,起碼23左右以后甚至更長時間。因此,不可能增加短期的勞動力供給,相反,會提高人口撫養比---不僅增加養老負擔,而且增加養小負擔,加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面作用,而且還會因為撫養孩子而降低了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很簡單的道理和很容易的算術題!從長期看,會使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周期性地、長期地存在。還會降低儲蓄水平和影響勞動者的人力資本。

三、改善生產要素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必須明確幾個基本理論問題:1,產業升級與產業結構調整相關而不相等。產業結構是指不同產業數量比例,而產業升級是指產業及其企業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因而,產業結構的變化可能導致產業的升級,也可能沒有升級,還可能導致產業質量的下降。不同國家和地區及其發展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不同,而且完全依據資源和其它要素結構的變化,可能朝不同方向調整;而產業升級卻是不同國家、地區、時期共同的主題,而且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提高質量。中國現階段,既需要產業結構調整,更需要產業升級。2,產業結構問題只存在于大的經濟體。我國現在很多地市縣,甚至鄉,也在不斷地要調整產業結構,都想著如何發展第三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每個小地方,只需要根據要素稟賦因地制宜地發展產業,大的地區和國家的產業結構自然就是合理的,否則,不僅不會有合理的產業結構,還會出現大、小地區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趨同。3,產業結構內生于生產要素結構,政府有效的作為空間主要在于改善要素結構,產業和產品結構的調整主要靠市場的作用。不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因為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只有自然資源和很多低素質勞動力。要想產業升級和改善產業結構,就必須改善生產要素結構。政府加強國民教育、增加科學技術投入、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最有效的作為。4,高度重視實體經濟部門質量的提升。所有的服務業都是為實體經濟和人們的生活服務的,特別是金融業,不能偏離其本質,不能為金融業和金融從業人員服務。中國經濟不能“未實先虛”,否則后果嚴重。

面對勞動力短期內的結構性短缺和人口老齡化,我們不應該如何想辦法再吃人口紅利和維持低工資成本,而是應該在在產業結構優化和生產要素結構優化以及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的使用效率等方面做出努力。當然,人口紅利消失和勞動力短缺不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原因,只是一個倒逼機制。如果說原來中國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和巨大的勞動人口優勢而必須利用、不得不用和不用白不用的話,今天這種優勢已經沒有了。我們不能留戀和再造人口紅利,也造不出資源紅利。靠資源紅利和人口紅利,永遠成不了發達國家,相反,沒能逃脫資源詛咒的國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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